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淅川历史有多牛,来看看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怎么说
作者:   2017-06-21 08:26:41   来源:中国国家地理

  山海经中有一条河叫“丹水”,它在“南山”地区似乎无处不在:它出于丹穴之山,又出于竹山、南山、上山、蟲尾山,其间跨度千里;它物产丰富:预兆盛世的凤凰飞于河上,神奇的人鱼在水中游荡,五色的农作物“丹木”两岸丰收,各种玉石铺满了河床。而最为神奇的是,这条《山海经》中的丹水不是传说,它就是今天的丹江。
 
  午后的丹江口水库,半江瑟瑟半江红。这里是南水北调的源头,是北京甚至华北人民的水缸。然而在水面之下,在三千年前,这里是丹淅交汇之处,是繁华的水运港口,是这个青铜神兽的故乡,是繁荣的楚国古都——丹阳。
 
  丹江,古称丹水,干流多源,主要发源于陕西凤凰山南麓,西出秦岭,流经陕西省丹凤县河南淅川县,在湖北丹江口市注入汉江,全长约378公里,丹江流域的郧县绿松石和南阳独山玉驰名天下,流域所属的江汉平原是中国重要粮仓,看来一向玄虚的《山海经》对丹江的描写却近乎写实。其实,丹江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第一个印记时间可能比《山海经》更早:《尚书·逸篇》有记载曰:“尧子不肖,舜使居丹渊为诸侯,故号曰丹朱”。丹渊就是今日丹江流域的淅川地区。据传说,这个不肖的丹朱来到丹渊地区后表现极好,他带领当地部落治理水患以致劳累而死,为淅川进入中原文明体系奠定了基础。
 
  楚人定了都
 
  丹朱的年代,大约为公元前2300年左右。约1100年之后的殷商中晚期时,丹江迎来了一批新的移民—位于关中地区的祝融部落,他们因合作伙伴鬼方部落的西迁,难以继续独立对抗商朝,祝融族的新首领季连遂率领族人进行战略转移。祝融部落原定居在楚丘,人称楚人。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宏伟教授考证:楚丘在关中丹江源头区域—凤凰山山麓,楚人从这里出发,带着先楚文化和凤凰崇拜,沿着丹江顺流而下,最后定居在丹江下游的淅川地区。
 
  季连选择淅川地区作为立身之地,主要有三个原因:一是这里曾是丹朱的封地,有一定的文明基础,且在丹淅一带早有祝融后裔活动,楚人来投,含有认族和互相依托的意思;其二,这里是丹江与淅水交汇之地,由丹江与淅水冲刷而成的淅川、板桥川、顺阳川等三川平原土地肥沃,适于耕种。三是丹江、淅水两条黄金水路。若形势一旦有变,楚人可沿丹江,继续逃亡。丹淅之地最终成为族人的最后一站,这片沃土让楚人得到休养生息,成功实现了命运的逆转。
 
  不过,让楚人逆转的那个人并不是季连,而是殷商晚期的另外一个荆楚部落首领芈鬻(音:米育)熊芈鬻熊以“芈”为姓,以“熊”为氏,自称“熊方国”。所谓方国,是经过商王朝册封的、低于王国而高于部落的、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,诸多方国连在一起,就构成了强大的殷商王朝。但是,荆楚并没有得到殷商王朝的册封,再加之季连部落只是原来楚丘陆终(楚人先祖,曾于鬼方联姻)部落的八大分支中的一支,所以,在商王朝的眼里,当时的楚人只不过是一支弱小的部落而已,但芈鬻熊坚持自己群体足够强大成为方国且不需商朝册封,故自称为“熊方国”。
 
  殷商时期,各国诸侯为了表明自己对商王朝的忠心,都会亲自或者派自己的长子到殷都做官,其实质是做人质。芈鬻熊与商纣王处于同一个时期。为了能够缓和与商朝的关系,芈鬻熊也曾到殷都做了商纣王的臣子。但芈鬻熊认为纣王不贤殷商将倾,于是,他偷偷地逃出殷都,回到熊方国,开始率领族人大规模的修建城池,开拓疆土。
 
  芈鬻熊最终决定在丹阳之地建城。水北为阳,丹阳顾名思义,就是丹水之北。据史学家白寿彝考证,“(丹阳)位于今陕西、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之处。丹水与淅水合流,进入汉江上游,与荆山山脉连成一片”,这个丹淅交汇的地方现在隶属淅川县老城镇杨山村,已经在1971年修建丹江口水库时淹没。
 
  芈鬻熊将都城选在这里,主要有三个“水”因。一是军事防御。丹阳城三面环水,一面靠山,可谓是易守难攻,且一旦难守可顺丹江下汉江,向南有广阔的战略空间。二是交通便利。熊方国四周有诸多方国,各方国可以通过丹江和淅水水路到丹阳贸易。三是利于农业发展,商周时期农业严重依赖河流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卷记载,淅川下王岗遗址中,发现直径4.36米的圆形吊楼式粮仓。下王岗遗址形成于铜石并用时代,早于或相当于芈鬻熊时期,且距离丹阳遗址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。可见,当时的丹淅农业已经比较发达,甚至有余粮可存。
 
  凭借丹淅的地理优势,建城后的楚族迅速强大了起来。此时商周大战爆发,楚人面临一次站队的选择。选商楚人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正式册封,摆脱“山寨”方国的地位;而选周则可能会面临无数战争,且必然打断族群的发展。当然如果周取得胜利,则可获得更多的利益。两难之下,芈鬻熊只身朝见周文王,成为“文王师”,但楚人远离商周大战,军事保持中立。这个决策为熊方国赢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。
 
  周王灭商后,周成王封芈鬻熊重孙熊绎为子爵,自此,熊方国更名为楚国,并且正式在周王朝中有了诸侯国的地位。公元前1042年,楚人以丹阳为都,以熊为氏,奉颛顼帝高阳氏为先祖,祝融为远祖,芈鬻熊为始祖,辉煌的楚文化从丹淅之地流淌开来。
 
  成就大国之路
 
  楚国虽然有了子爵的封号,但是,熊绎这个诸侯当得一点也不顺心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记载:“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、卫康叔子牟、晋喉燮、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。”周成王分给其他4位诸侯以珍宝之器(镇国之宝),而单单没有熊绎的份儿,不仅如此,楚国还需要每年向周天子进贡:“贡包茅以缩酒,桃弧棘矢以事王事”。这三种东西都是春秋时期丹淅流域的特产。包茅是一种香草,用此过滤酒糟,酒味芳香而纯正;桃弧棘矢是用桃木做成的弓和用枣木做成的箭,可以用来祭祀和驱魔辟邪。熊绎得到的是与责任与功劳不相匹的地位。
 
  《左传》记载了熊绎后代对自己活得不公平待遇的理解:“齐,王舅也。晋及鲁、卫,王母弟也,是以无分,而彼皆有。”楚国与周王室即不同姓,又没有姻亲关系,加之楚国位于中原边缘的丹淅流域,周王朝当然不会把楚国当姬姓诸侯一起看待了。熊绎没有向周王室表示任何不满,但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,这种屈辱成了楚国图强的动力。熊绎回到丹阳,立志图强,要报周王室不公之恨。《左传》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记载熊绎的奋斗过程: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。
 
  熊绎之后,经过五代不断地努力和156年的韬光养晦,楚国将迎来第一个辉煌。公元前886年,熊渠即位,成为楚国新一代诸侯王。熊渠上任后将眼光又一次投向了丹江这条河流,但不同于先辈,熊渠从这里看到的是丹江以下的千里疆土。熊渠是一个勇武而又智谋的人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记载:“弈名善射,不如雄渠、蠭门”。弈是后羿,雄渠即熊渠,当时人们认为连射落过九个太阳的后羿,其箭术也无法与熊渠媲美,可见熊渠之勇武。同时熊渠还极具战略眼光。当时,江汉平原分布着诸多小国,楚国要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,必须收服这些小国,熊渠使用“联近攻远”的策略,开始楚国的扩张战略。
 
  汉江之上,楚国后方,位今湖北西部的庸国,是熊渠第一个目标。熊渠自丹阳出发,顺丹江而下,至汉江逆水西上,突袭庸国边疆,毫无准备的庸国很快败退,熊渠占领了庸国在今天湖北西部和北部的全部领土。稳定了后方的熊渠更加大胆,被百越之一的杨越所占据的江汉平原又吸引了他的目光,他举全国之兵出丹江,下汉江,攻占了杨越。春秋时期,铜是制作生产工具和战斗武器的重要原料,楚国需要更多的青铜来支持武备发展,位于长江中游、今天湖北鄂州的鄂国拥有丰富的铜矿,如果能占领了鄂国,就等于撬开了铜库的大门,才有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可能。坐汉望江,熊渠又以杨越为据点,沿长江东下,占领了鄂国。丹江、汉江与长江的便利水路,成就了熊渠的“闪电战”。
 
  庸、鄂、扬越三国距离丹阳都很远,楚国沿河而战,离河流较远的小国仍然存在,楚国虽然得到了这些领土,管理却甚难。丹江航运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,熊渠派自己三个儿子去管理新开辟的领土,同时以丹、汉、江三水为交通,互为犄角,在稳定江河沿岸的同时,继续拓展疆土。
 
  公元前741年,当楚武王登台的时候,楚国基本扫清了周边的小国,实现了“地跨千里”的国土扩张目标,《左传》记载:“周之子孙在汉川者,楚实尽之。”一个雄踞江汉的大国,出现在了诸侯之间。
 
  乱世的鼓声
 
  楚国疆域扩大以后,丹淅流域的三川平原已经显得狭小局促,不能支撑一个大国的继续发展,而周朝统治下的中原各诸侯国迅速发展,丹淅之地成为了中原文明与荆楚文明碰撞的前沿,丹阳,到舍弃的时候了。
 
  公元前689年,丹江河道上,千舟齐发,楚文王带领着楚人再次沿江直下,直奔郢都(今湖北省江陵纪南城)而去,那里有富庶广袤的江汉平原,还有令所有诸侯艳羡的云梦大泽。此一迁徙,楚国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与舞台,他们的春秋霸业将在这里展开。那么丹阳呢?
 
  《水经注·丹水》记载了郦道元听到的一个传说:“水(丹水)出丹鱼。先夏至十日,夜伺之,鱼浮水侧,赤光上照如火。网取之,割其血以涂足,可以步行水上。”步行水上,犹如水上飞。隐于传说背后的,应该是先民对畅行水路的诉求。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《禹贡》,记载了荆州贡赋送达冀州的路线:“浮于江、沱、潜、汉,逾于洛,至于南河。”《禹贡释地》对这条路线的解释是:“自长江溯汉水而上,至老河口入丹江,至商县,陆行约百里至卢氏,顺洛水而下,达黄河!”可见,丹水是这条沟通江汉、关中、中原三地水路的关键所在,也就成为楚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。
 
  1971年春天,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离丹阳古城东南10余公里处,挖掘了另外一座被当地人称为“龙城”的楚国古城遗址。“龙城”城墙为夯土,宽8米,最高处3.3米。夯土内含有西周、东周时期的陶片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断,“龙城”建设于西周晚期或者东周时期,毁于汉代。而在丹阳古城东西20公里范围内的丹江河两岸,挖掘出了2000余座楚国贵族墓群,出土文物数以万计,时间涉及楚国早期、中期和晚期。它们证明文王迁都以后,因丹阳与郢都可以通过丹江和汉江实现互航,且楚国宗庙依然在丹阳,丹阳并没有衰败,甚至可以推测,丹阳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楚国最繁荣富庶的城市。
 
 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,丹阳的兴衰,与楚人迁都无关,与水有关。因为,与楚国毗邻的秦国也把目光投向了淅水—丹江—汉江—长江这条战略大动脉。
 
  公元前312年,楚怀王受秦使张仪蛊惑,贪图商於600里土地,与盟国齐国断交,事后秦国拒绝割地,使楚国空得败盟之名。上当后的楚怀王大怒,派屈丐为主帅,率领十万大军讨伐秦国,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、甘茂率军迎战,战国时期的两个大国的战事就此展开,而战火就在丹阳点燃。
 
  丹阳地处关中、中原与荆楚的交界,由陆路可北上中原,沿水陆可直扼秦之咽喉,顺流直下,则可直破郢都。于秦而言,有了丹阳,就有了丹江水道,咽喉方可舒缓;对楚而论,无丹阳则门户无存。
 
  《史记·韩世家》载:“韩宣惠王二十一年,秦、楚大战于丹淅之汇,败楚将屈丐,斩首八万于丹阳”。丹江和淅水成了血河,丹阳落于秦手,战争的鼓声成了丹阳挽歌的开始,丹阳处于丹淅拉锯战的核心,反复为两国所争夺,丹阳百姓朝秦暮楚无宁日。丹阳大战后不久,楚国又收复丹阳,后楚为报丹阳之仇,兵克武关,直奔咸阳,蓝田之战爆发,楚国独战六国,楚军先退,秦得汉中,丹阳暴露于前线;公元前299年,秦昭王发兵出武关,沿丹江而下,再与楚军大战于丹淅之地,大败楚军,斩首五万,丹淅之地尽归于秦。最终是秦国站稳了丹阳,鼓声远去,挽歌落幕,那些从传说时代兴起的城池、宗庙、村落也化成了灰烬。
 
  丹阳,这座承载着楚国文明的古都,由水而兴,因水而衰。“诚既勇兮又以武,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,子魂魄兮为鬼雄。”—战国末年,当楚国诗人屈原登岵山、以《国殇》凭吊丹阳之战死难的楚国将士时,丹阳城剩下的只有残垣废墟,辉煌的楚都从此渐渐沉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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